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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三桂兵马是清朝2倍,已经收复南方,还饮马长江,最终为何失败?
三藩之乱,吴三桂声势浩大,兵马众多,从康熙十二年底到十五年春,短短两年多时间夺下江南半壁,却也在很短时间内土崩瓦解。
究其原因,我总结为四个“心”,也就是野心、决心、军心、民心。
所谓野心,指的是吴三桂的战略规划。他的野心不算小,也不算大,偏偏就是这种不大不小的野心,让他进退维谷。
纵观吴三桂的一生,他根本不是非做皇帝不可。明朝末年,李自成攻破京城,招降镇守宁远的吴三桂,却因为李之爱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家财和爱妾陈圆圆,导致吴三桂愤而倒戈,归顺清朝。这说明他是看重自身的利益,没有什么觊觎天下的大志。
投清之后,吴三桂随清军南下,对故主明朝(南明政权)的攻击不遗余力,甚至追到缅甸绞死了南明末代永历帝。凭借这一功劳,吴三桂向朝廷讨要了镇守云贵、开藩设府的特权,从此成为云贵两省的“土皇帝”。
其实,吴三桂的野心也就这点了。他是要学明朝沐英,世代镇守云南。如果朝廷真的能满足他,吴三桂断然不会以62岁的年龄再去冒险造反。
可惜,年少气盛的康熙看不得三藩尾大不掉,一纸撤藩令让吴三桂的美梦化为泡影。老头有点心理落差,这才起兵最后一搏,而且吴三桂本身,也就没做过什么一统天下的规划。
当叛乱开始,由于福建耿精忠、广东尚之信、台湾郑经,再加上广西、四川、陕西等三藩旧部的响应,让战争打得出奇的顺,大有饮马长江直捣北京,将满洲八旗赶出关外的势头。
只不过当叛军几乎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时,老头那颗做土皇帝的心又蠢蠢欲动了。他想的不是一鼓作气夺下整个江山,而是占据长江天险,与清朝划江而治。
这想法就很可怕了。叛乱这种事,也像逆水行舟一样,不进则退。你想划江而治,清朝不想!
于是,第二个“心”就来了——清朝的决心。
康熙虽然年轻,因为经验不足逼反了吴三桂他们,但也正是因为他年轻,初生牛犊不怕虎,看到吴三桂真的造反了,他反而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了。
所以,虽然在战争初期,清朝一度陷入被动,但一旦回过神来,就立刻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。
要知道,南方多汉族降将,很多人对清朝不满,可是北方却完全不一样,光京城就有十多万守军,中原地区更是可以说“兵多将广”,而且东北大本营还有当时战力尚未退化多少的八旗铁骑。
常有人说,吴三桂的兵马是清朝的两倍,此言差矣!并不是吴三桂的兵力是清朝的两倍,而是叛军的总数是清朝平叛部队的两倍,叛军并不全是吴三桂的部队。
清朝还有更多兵力并没有投入到平叛行动中,而叛军已经是倾巢而出。双方的后续综合实力对比,依然是清朝强、叛军弱。
这就要说到第三个“心”——叛军的军心。
要知道,叛军可不全是吴三桂能掌握的,造反的人虽多,却很难做到统一指挥,实际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我们虽然说“三藩之乱”,可实际上连“三藩”这个说法都不标准。
康熙初年,割据南方的三藩是云南平西王吴三桂、福建靖南王耿精忠、广东平南王尚可喜。但是真到举兵反清的时候,尚可喜却并没有起兵。
在清朝的安抚下,尚可喜麾下虽有不少将领反叛,但他本人却坚守广东,率军平叛。由于尚可喜的坚挺,南方十几万叛军被他牵制,此事也是弄得吴三桂十分恼火。
后来尚可喜被儿子尚之信夺权软禁,尚之信虽然一度举起反旗,但基本是拥兵自重,在清朝的利诱下又经常反复,对双方采取观望态度,后来看到叛军不行了,他当然也就不敢造次。
连三藩都团结不起来,其他势力就更是不可能通力合作,甚至有些势力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利害冲突。
比如台湾郑经,他要参战就得跨过台湾海峡从福建登陆,而福建是靖南王耿精忠的大本营。如果你是郑经,你会选择千里迢迢越过福建去其他省份打一块“飞地”呢,还是干脆就夺下几个福建的州县?如果你是耿精忠,你会认为郑经的部队能从你的领地经过而秋毫无犯吗?所以,后来耿精忠投降清朝,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跟郑经有矛盾。
还有广西将军孙延龄,本就不是三藩的部将,而是清初另一个汉族藩王定南王孔有德的麾下,所以当孙延龄的妻子,也就是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耐心规劝后,孙延龄最终变换阵营投降清朝。吴三桂派孙子吴世琮杀死孙延龄,孙延龄的部将又杀了吴世琮留下镇守广西的将领,重新投降清朝。
诸如此类的叛军内耗,数不胜数。都是叛军,谁能白白给你吴三桂作嫁衣裳?都想捞点好处,又都不愿意冒险,毕竟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,而在反复无常的叛军身上,没有了点忠义之心,这些动物般的本能就更加明显。
最后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——老百姓的民心。
吴三桂起兵之初如此顺利,与老百姓的支持绝对是分不开的。明朝灭亡时间毕竟不长,加上清朝曾有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、剃发易服等不得民心的行为,所以百姓也就选择性地忽视了吴三桂曾经杀死永历帝。想着只要你能恢复汉人江山,支持一下也无妨。
但是,随着吴三桂称帝,这“反清复明”的遮羞布也就包不住了。而长年的战乱,苦的是百姓,看到叛军节节败退,又还能有多少百姓继续支持他们呢?
因此,一个野心不够大的吴三桂,纠着一伙指挥不动的叛军,赶上一个平叛决心坚定的康熙,又得不到汉人百姓的支持,搞来搞去,时间一长也就只有败亡的可能了。
康熙十二年(1673年),吴三桂以“兴明讨虏”为口号,起兵反清,持续八年之久的“三藩之乱”就此爆发。
康熙十二年(1673年)十一月,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,发布讨伐满清檄文,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,以“兴明讨虏”为口号,起兵造反。
起兵之初,吴三桂联合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,以及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,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,但是随后,清廷组织力量进行平叛,局势逐渐发生了逆转。
康熙十七年(1678年)在衡州称帝,立国号周,建元昭武,不久之后吴三桂病逝,其孙吴世璠继位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清军攻入昆明,吴世璠自杀,至此,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。
在“三藩之乱”的初期,吴三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横扫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。
吴三桂之所以能在叛乱初期占据优势与主动,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:
一来,是在战争的准备上。
康熙元年(1661年),吴三桂诛杀永历皇帝朱由榔,明朝皇统就此灭亡,从此八旗官兵是“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”至吴三桂叛乱已有十多年之久,相比于吴三桂为了叛乱早就开始着手于整顿军备,加紧训练,有着巨大的反差,所以在准备上的不足让吴三桂得以迅速北上。
二来,是清朝面临了严重的多线作战危机。
此时的康熙皇帝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吴三桂,甚至他面对的不光是吴三桂、尚可喜和耿精忠这三藩,还有西北的王辅臣,还有察哈尔蒙古的贵族,还有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,还有各种拥护“朱三太子”的零零总总的叛军,可以说此时的清朝军队面临的敌人是非常之多的。
但是最终吴三桂还是失败了,除了战略上的失误外,不得民心也是吴三桂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首先,便是吴三桂战略上的失误。
在叛乱之处,吴三桂迅速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,与清军形成了隔江相望的战略态势,如果吴三桂能够一鼓作气渡江北上,完全有可能也就机会继续攻城掠地,将战线不断向北推进,甚至可以打到北京城下。
但是吴三桂在打到长江边上的时候,便重现想到了他当年山海关向多尔衮“借兵”的时候提出的“划江而治”的方案,现在的他依然想继续保有对于长江以南的统治,进而暂时性的停下了脚步。而这也给了大清王朝喘息之机,清军迅速的组织兵力进行防御,而吴三桂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战略时机。
其次,就是吴三桂盟友的牵制。
说是“三藩之乱”,但是吴三桂几乎是自始至终都是在单兵作战,且不说尚可喜和耿精忠的战斗力远不如吴三桂的军队,期间他们对于吴三桂所能提供的呼应和支持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特别是耿精忠,除了要面对康亲王杰书带领的清军外,还要面对台湾的郑氏集团,在两面夹击的情况下,耿精忠直接投降了。
而除了三藩之外,吴三桂的旧部王辅臣也是时而降清,时而降吴三桂,模棱两个的态度让吴三桂彻底陷入了独自面对清军的战略境地。
再次,就是吴三桂的叛乱非常的不得民心。
吴三桂发动叛乱的时候,清兵已经入关近三十年,天下一统的状态也已经是维持了十多年了,清朝的大一统统治逐渐稳固,百姓也逐渐接受了满清政权的统治和治理,这个时候天下百姓包括汉族人、满族人、蒙古人等,都在想着是维持和平稳定的局面,恢复社会生产,谁也不愿意在经历战争。而就在这个时候,吴三桂起兵造反,发动了“三藩之乱”,又将南方各地的百姓拉入到了战争的泥潭之中,这本就是与民心所向背道而驰的举动。
早在吴三桂在发动叛乱之前,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任人唯亲,云贵地方的官场早已经是昏暗一片,再加上他为了叛乱不断充军扩营,极大的增加了百姓负担。不仅如此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,鱼肉百姓,“杀人越货,毫无畏忌,讼牒、命盗两案,甲兵居其大半”。这些都使得吴三桂本就非常的不得人心,再加上吴三桂起兵之后,一路上也是烧杀掳掠,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
失去民心,没有百姓支持的吴三桂也注定是要失败的。
最后,就是吴三桂冒天下之大不韪,在衡州称帝。
由于吴三桂先前为满清南下、横扫南明的先锋,更是灭掉南明小朝廷,手刃永历皇帝的罪魁祸首,吴三桂在广大南方地区的百姓和士大夫阶层中的声望是非常的差,而他的起兵又打出了“兴明讨掳”的口号,让人觉得啼笑皆非,非但没有获得支持,反而受到了极大的排斥。
而康熙十七年(1678年),吴三桂在弥留之际,选择冒天下之大不韪,悍然在衡州称帝,进而再一次抛弃了对于明朝政权的拥护,也将自己彻底推向了整个国家的对立面。
吴三桂称帝五个月之后的康熙十七年(1678年)八月,吴三桂病逝。其孙吴世璠继位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清军攻入昆明,吴世璠自杀,至此,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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