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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三桂兵马是清朝2倍，已经收复南方，还饮马长江，最终为何失败？
三藩之乱，吴三桂声势浩大，兵马众多，从康熙十二年底到十五年春，短短两年多时间夺下江南半壁，却也在很短时间内土崩瓦解。
究其原因，我总结为四个“心”，也就是野心、决心、军心、民心。
所谓野心，指的是吴三桂的战略规划。他的野心不算小，也不算大，偏偏就是这种不大不小的野心，让他进退维谷。
纵观吴三桂的一生，他根本不是非做皇帝不可。明朝末年，李自成攻破京城，招降镇守宁远的吴三桂，却因为李之爱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家财和爱妾陈圆圆，导致吴三桂愤而倒戈，归顺清朝。这说明他是看重自身的利益，没有什么觊觎天下的大志。
投清之后，吴三桂随清军南下，对故主明朝（南明政权）的攻击不遗余力，甚至追到缅甸绞死了南明末代永历帝。凭借这一功劳，吴三桂向朝廷讨要了镇守云贵、开藩设府的特权，从此成为云贵两省的“土皇帝”。
其实，吴三桂的野心也就这点了。他是要学明朝沐英，世代镇守云南。如果朝廷真的能满足他，吴三桂断然不会以62岁的年龄再去冒险造反。
可惜，年少气盛的康熙看不得三藩尾大不掉，一纸撤藩令让吴三桂的美梦化为泡影。老头有点心理落差，这才起兵最后一搏，而且吴三桂本身，也就没做过什么一统天下的规划。
当叛乱开始，由于福建耿精忠、广东尚之信、台湾郑经，再加上广西、四川、陕西等三藩旧部的响应，让战争打得出奇的顺，大有饮马长江直捣北京，将满洲八旗赶出关外的势头。
只不过当叛军几乎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时，老头那颗做土皇帝的心又蠢蠢欲动了。他想的不是一鼓作气夺下整个江山，而是占据长江天险，与清朝划江而治。
这想法就很可怕了。叛乱这种事，也像逆水行舟一样，不进则退。你想划江而治，清朝不想！
于是，第二个“心”就来了——清朝的决心。
康熙虽然年轻，因为经验不足逼反了吴三桂他们，但也正是因为他年轻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看到吴三桂真的造反了，他反而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了。
所以，虽然在战争初期，清朝一度陷入被动，但一旦回过神来，就立刻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。
要知道，南方多汉族降将，很多人对清朝不满，可是北方却完全不一样，光京城就有十多万守军，中原地区更是可以说“兵多将广”，而且东北大本营还有当时战力尚未退化多少的八旗铁骑。
常有人说，吴三桂的兵马是清朝的两倍，此言差矣！并不是吴三桂的兵力是清朝的两倍，而是叛军的总数是清朝平叛部队的两倍，叛军并不全是吴三桂的部队。
清朝还有更多兵力并没有投入到平叛行动中，而叛军已经是倾巢而出。双方的后续综合实力对比，依然是清朝强、叛军弱。
这就要说到第三个“心”——叛军的军心。
要知道，叛军可不全是吴三桂能掌握的，造反的人虽多，却很难做到统一指挥，实际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我们虽然说“三藩之乱”，可实际上连“三藩”这个说法都不标准。
康熙初年，割据南方的三藩是云南平西王吴三桂、福建靖南王耿精忠、广东平南王尚可喜。但是真到举兵反清的时候，尚可喜却并没有起兵。
在清朝的安抚下，尚可喜麾下虽有不少将领反叛，但他本人却坚守广东，率军平叛。由于尚可喜的坚挺，南方十几万叛军被他牵制，此事也是弄得吴三桂十分恼火。
后来尚可喜被儿子尚之信夺权软禁，尚之信虽然一度举起反旗，但基本是拥兵自重，在清朝的利诱下又经常反复，对双方采取观望态度，后来看到叛军不行了，他当然也就不敢造次。
连三藩都团结不起来，其他势力就更是不可能通力合作，甚至有些势力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利害冲突。
比如台湾郑经，他要参战就得跨过台湾海峡从福建登陆，而福建是靖南王耿精忠的大本营。如果你是郑经，你会选择千里迢迢越过福建去其他省份打一块“飞地”呢，还是干脆就夺下几个福建的州县？如果你是耿精忠，你会认为郑经的部队能从你的领地经过而秋毫无犯吗？所以，后来耿精忠投降清朝，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跟郑经有矛盾。
还有广西将军孙延龄，本就不是三藩的部将，而是清初另一个汉族藩王定南王孔有德的麾下，所以当孙延龄的妻子，也就是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耐心规劝后，孙延龄最终变换阵营投降清朝。吴三桂派孙子吴世琮杀死孙延龄，孙延龄的部将又杀了吴世琮留下镇守广西的将领，重新投降清朝。
诸如此类的叛军内耗，数不胜数。都是叛军，谁能白白给你吴三桂作嫁衣裳？都想捞点好处，又都不愿意冒险，毕竟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，而在反复无常的叛军身上，没有了点忠义之心，这些动物般的本能就更加明显。
最后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——老百姓的民心。
吴三桂起兵之初如此顺利，与老百姓的支持绝对是分不开的。明朝灭亡时间毕竟不长，加上清朝曾有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、剃发易服等不得民心的行为，所以百姓也就选择性地忽视了吴三桂曾经杀死永历帝。想着只要你能恢复汉人江山，支持一下也无妨。
但是，随着吴三桂称帝，这“反清复明”的遮羞布也就包不住了。而长年的战乱，苦的是百姓，看到叛军节节败退，又还能有多少百姓继续支持他们呢？
因此，一个野心不够大的吴三桂，纠着一伙指挥不动的叛军，赶上一个平叛决心坚定的康熙，又得不到汉人百姓的支持，搞来搞去，时间一长也就只有败亡的可能了。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吴三桂以“兴明讨虏”为口号，起兵反清，持续八年之久的“三藩之乱”就此爆发。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十一月，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，发布讨伐满清檄文，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以“兴明讨虏”为口号，起兵造反。
起兵之初，吴三桂联合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，以及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，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，但是随后，清廷组织力量进行平叛，局势逐渐发生了逆转。
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在衡州称帝，立国号周，建元昭武，不久之后吴三桂病逝，其孙吴世璠继位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清军攻入昆明，吴世璠自杀，至此，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。
在“三藩之乱”的初期，吴三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横扫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。
吴三桂之所以能在叛乱初期占据优势与主动，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：
一来，是在战争的准备上。
康熙元年（1661年），吴三桂诛杀永历皇帝朱由榔，明朝皇统就此灭亡，从此八旗官兵是“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”至吴三桂叛乱已有十多年之久，相比于吴三桂为了叛乱早就开始着手于整顿军备，加紧训练，有着巨大的反差，所以在准备上的不足让吴三桂得以迅速北上。
二来，是清朝面临了严重的多线作战危机。
此时的康熙皇帝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吴三桂，甚至他面对的不光是吴三桂、尚可喜和耿精忠这三藩，还有西北的王辅臣，还有察哈尔蒙古的贵族，还有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，还有各种拥护“朱三太子”的零零总总的叛军，可以说此时的清朝军队面临的敌人是非常之多的。
但是最终吴三桂还是失败了，除了战略上的失误外，不得民心也是吴三桂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首先，便是吴三桂战略上的失误。
在叛乱之处，吴三桂迅速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，与清军形成了隔江相望的战略态势，如果吴三桂能够一鼓作气渡江北上，完全有可能也就机会继续攻城掠地，将战线不断向北推进，甚至可以打到北京城下。
但是吴三桂在打到长江边上的时候，便重现想到了他当年山海关向多尔衮“借兵”的时候提出的“划江而治”的方案，现在的他依然想继续保有对于长江以南的统治，进而暂时性的停下了脚步。而这也给了大清王朝喘息之机，清军迅速的组织兵力进行防御，而吴三桂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战略时机。
其次，就是吴三桂盟友的牵制。
说是“三藩之乱”，但是吴三桂几乎是自始至终都是在单兵作战，且不说尚可喜和耿精忠的战斗力远不如吴三桂的军队，期间他们对于吴三桂所能提供的呼应和支持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特别是耿精忠，除了要面对康亲王杰书带领的清军外，还要面对台湾的郑氏集团，在两面夹击的情况下，耿精忠直接投降了。
而除了三藩之外，吴三桂的旧部王辅臣也是时而降清，时而降吴三桂，模棱两个的态度让吴三桂彻底陷入了独自面对清军的战略境地。
再次，就是吴三桂的叛乱非常的不得民心。
吴三桂发动叛乱的时候，清兵已经入关近三十年，天下一统的状态也已经是维持了十多年了，清朝的大一统统治逐渐稳固，百姓也逐渐接受了满清政权的统治和治理，这个时候天下百姓包括汉族人、满族人、蒙古人等，都在想着是维持和平稳定的局面，恢复社会生产，谁也不愿意在经历战争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吴三桂起兵造反，发动了“三藩之乱”，又将南方各地的百姓拉入到了战争的泥潭之中，这本就是与民心所向背道而驰的举动。
早在吴三桂在发动叛乱之前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任人唯亲，云贵地方的官场早已经是昏暗一片，再加上他为了叛乱不断充军扩营，极大的增加了百姓负担。不仅如此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，鱼肉百姓，“杀人越货，毫无畏忌，讼牒、命盗两案，甲兵居其大半”。这些都使得吴三桂本就非常的不得人心，再加上吴三桂起兵之后，一路上也是烧杀掳掠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
失去民心，没有百姓支持的吴三桂也注定是要失败的。
最后，就是吴三桂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在衡州称帝。
由于吴三桂先前为满清南下、横扫南明的先锋，更是灭掉南明小朝廷，手刃永历皇帝的罪魁祸首，吴三桂在广大南方地区的百姓和士大夫阶层中的声望是非常的差，而他的起兵又打出了“兴明讨掳”的口号，让人觉得啼笑皆非，非但没有获得支持，反而受到了极大的排斥。
而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，吴三桂在弥留之际，选择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悍然在衡州称帝，进而再一次抛弃了对于明朝政权的拥护，也将自己彻底推向了整个国家的对立面。
吴三桂称帝五个月之后的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八月，吴三桂病逝。其孙吴世璠继位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清军攻入昆明，吴世璠自杀，至此，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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